Erich

于丹外交部撒野

对于在伦敦的表现，于丹先生让助理解释说，此行没有带助理出国。既然没有带助理出国，助理所说的一切有三种可能：

一、可能是实情

二、也可能只代表于丹先生本人对助理的陈述

三、更可能是助理臆想或者揣测的情节。

最后这一点是于丹先生一旦遇到反驳为自己设置的后路，鉴于伦敦懂得中文，并且与国内有联系的人不多，所以于丹先生这条后路留的不宽。但在她自己看来，基本上是滴水不漏了。

我在这里不想谈于丹先生在伦敦的表现——如果伦敦真的有听众，相信会有相应记载。我只想忠实地说出两年前我唯一一次亲临现场倾听于丹先生演讲的感受。（听说定泰森先生强奸案性质，查无实据的时候，就是根据以往的所作所为定案的。）那次时间虽然很长，有两个小时左右，相信我和在座的所有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仅有前面的十几分钟。主持人介绍您的时候提到是“北师大副教授”这个头衔，您讲座的头一句话就针对这个头衔大大发挥，用吆喝驴的嗓门和语气大喊“小助”，指桑骂槐地说“小助”没有做好工作，用您的原话“这是什么时候的材料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小助”是谁，两个字怎么写，知道现在才猜测是您的助理。请原谅我们的主持人没有意识到您当时已经从副教授晋升到博导这一个现实，但当我们的主持人反复道歉的时候，您还是矫情撒泼了很长时间才肯介入正题。请问您还记得这是什么场合吗？不是您的老家北师大，是外交部。您在给外交部的青年讲《论语》与和谐的关系，这个题目是谁定的我不知道，反正您没有按照题目讲，只是把电视里讲的那些东西重新背诵了一下而已。这样的过场讲座想必您也经历得多了，不会挂念在心。但您是否想到过，您所背的那些东西，大家久已在电视上听熟，不再有新鲜感。但您的一举一动，言传身教却印在我们心上。是的，外交部的人员说话做事情也是滴水不漏（有外事规则限制），所以您认为您可以肆无忌惮，就像在国外一样没人散布，没人知道，您想没想到过，正是这些在央视肯定会被NG掉的东西，充分地反映了一个人的品格。

同样是两年前在上海图书馆，同样是一位副教授演讲的时候，用他那ZCS\ZhChShi,n\l不分的普通话讲到，一个学者，只有站在弱势群体一方说话的时候，他才是知识分子。为此，他批评暴政，也批评为暴政代言的人，告诉我们，在贫贱中坚持是简单的，在富贵和荣耀中保持头脑清醒是困难的，这些话也是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的时候要删除的。然而看到了这些删除，我们看到泥潭中的珍珠；看到您不愿让人了解、复述的行为，我们看到锦衣下的败絮。我希望同样是百家讲坛的老师，品格不可以差的如此之多。虽然人家以大丈夫自居，也确实是大丈夫；您在争职称的时候也以男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我按照惯例也称您为“先生”，在公众面前就不必经常露出小女子的泼样子了，并不可爱。有人在青海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您反复提您毕业后那半年的养猪经历干啥呢？

为奥运杀50万只猫 北京挨轰
(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联合报报道，北京市被媒体踢爆只顾搞好奥运，不理宠物死活的无良行为。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北京市有关部门向市内猫主发出警告，称猫会散播SARS等严重致命病毒，造成数以万计猫只被遗弃街头，大批猫只因此病死或惨遭打死。有爱护动物团体称，最少有50万只猫会被人道毁灭。
报道指出，北京市为搞好环境生，迎接奥运，把目标对准猫只，向猫主发出警告，市内许多猫主因得悉市有关部门的警告，纷纷将饲养的猫只遗弃在街头，再由工作人员将之收集在当局设置的猫笼，再集中运往猫场等待人道毁灭，犹如"死亡集中营"。
一个爱猫团体与当局商议释放在北京郊区一个政府猫场内的30只猫，但可怜的是，他们所解救出来的猫只中，有半数在几天内就死亡。该团体创办人严琦说，"这些猫都在等死，非常不人道。"
严琦也解释，市民遗弃宠物猫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猫进行绝育手术及装置识别器的费用需200元，有猫主不愿付这笔钱，因而狠心将饲养多年的猫抛弃。
 

转载上面的报道，意思是说：我家开始养猫了！本来我家有十多年没养猫了，为了证明西方媒体所言不实，特地养了一只小花猫。

独家新闻报道：

东单干面胡同，有三只白猫搞三角恋。叫了一上午。

积水潭附近小院里发现两只流浪猫悠闲走路。吃喝不愁。

广渠门附近，每天老太太都要找很多小鱼喂猫，去年猫有一个班，现在有一个连的规模。

大兴附近，我的小花猫最近找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小白猫。现在会爬一人高的墙了。一个月前还除了奶啥也不吃。

 

我应该三年前写这篇文章，进一步说，我应该三年前看这个电影。

格瓦拉指着坐在咖啡馆发呆，昏昏欲睡的老人说：“看那边那个人，你愿意跟那个人一样吗？不再有希望，不再有追求……”于是两个人坐上摩托开始旅行。

我们看到了他们青春的莽撞、失误、挣扎，也看到了他们的收获。因为他们的激情，一切都可原谅。在格瓦拉强烈哮喘起来的时候，我们几乎看到一个生命衰萎乃至走向终结的征兆，特别是，在我们知道，这是不可医治的疾病的时候。然而格瓦拉的意志和乐观照亮了整个电影，添上了明快的色调，就像明亮刺眼的阳光照进了阴暗湿冷的地牢。我们看到一个本该寻求帮助的弱势个体如何成为了温暖之源。

在旅途中，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旅行。以后，他们再也停不下来了。他们于是选择了在旅行中度过一生，不定的人生成了他们的底色。 

走在街上，四周拉上了黑幕。乌云使白昼宛如黑夜。我知道有剧目要上演了，可我不是演员，我也不想做演员，我想逃离这个舞台。然而我不能动。我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我想伸出手去抓住身边的东西，就像溺水的人一样无助，我想离开这条街道，脚下好像钉在了地上。

霹雳从上到下裂开，就像一个巨大的瓷瓶裂纹的形状。再一道闪电，在黑色的天幕中如此鲜明嘹亮，就像失眠的人眼白的血丝。猛烈的雨点带着尘土划落在我的肩头和脖颈，我感觉其中有一丝水的柔顺，好像身边的女孩子把头发甩到我肩上似的。

我想叫出声，但我不能，我尽最大的努力，也许张开了嘴，也许没有，身边的人并没有看我的伫立雨中。我不能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自己张开了嘴没有，但一定没有出声，否则他们至少会回头。

雨点凝结成了霰，点点撒落。霰在我身上感到了温度，融成了水，滑进衣服中。我努力思考原因，太阳穴上的青筋悸动，感觉到丝丝入微的头痛。胃里也有酸热的火在烧，我希望霰撒落在口里，或者直接进入胃里，能够浇熄里面的火焰。

霰结成了雪花，片片落下，大片的像蒲扇。很快，我就看不到周围街巷的颜色，况且这飞扬的大片雪花恰似竹帘，让我不能睁眼分辨。雪花打落了槐花，一同落下，槐花带下了槐虫，小虫没有挣扎，倏忽落下，就埋葬在这雪里，厚厚的雪立即盖上一层棺椁。

雪里开始弥漫着一种甜香，或者说甜腥的气味。殷红的血点带着温度撒落，每一个血点都融化了周围的一小片雪，深深地落入雪中，艳若桃李。落下的血点迅速变黑，恰如伤口结疤。四周的黑幕让雪地的颜色映照成淡灰淡蓝，像北欧人的瞳仁。

林黛玉决定出家半年了，一直在寺院办事处转手续，首先是梵文等级考试。

佛教是印度来的宗教，研究的是古印度的经典，所以出家必须通过语言考试。要不就得佛经研究成果，如果是研究古代佛经，可以勉强考古代汉语代替。但必须有古代佛经研究专著。

林黛玉咨询了登记注册的管理僧，管理僧听说林黛玉早在民国时期就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建议考梵语还是简单些。但今年梵语水涨船高，分数线可能上升。倒不是因为出家的人数增多，而是去年东方学的季教授感动了中国，研究梵语顿时成为新热点。

我一直想把巴金眼里的王尔德和余光中眼里的王尔德统一起来。这很简单，只要抓住对美的追求就可以了。无论是玩世不恭的Mr. Ernest,还是忧世伤生的少年国王，都是完美无暇的像美玉。星孩和Dorian Gray的丑也是为了反衬另一个美的极致。

然而巴金和余光中的眼光不同，造成了他们两个的取材有异。巴金的热情、急切，未沾世俗的赤子之心让他容易看到《少年国王》而感动。余光中则一眼能看出王尔德的戏剧为了博得喝彩，多次让自己的人物说话跳出逻辑之外。

王尔德的童话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父亲。尽管他在人前穿着奇装异服、谈吐不拘一格，行为惊世骇俗，在孩子面前却严格地恪守并宣扬传统的道德。这让我想起中国的那位诗人，在官场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汉，回到家里却因为断炊不得不乞食。可惜那位诗人不懂得医学，饮酒过多，所生的孩子全为弱智。王尔德后半生的境况困顿类似，但能有维维安·贺兰这样的儿子为他百年后翻案，也是欣慰的事情。

三十年前，一位伟人得了白内障，好学不倦的他虽然目不能视，仍然渴求着知识。他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女教授来亲自为他朗读并讲授《论语》、《庄子》等中国古籍。他边听边评论，这些评论日后大多登上了中央大报。以下是一段未登报披露的对话。

伟人：你这种讲法结合当前革命实际，能够把中国的传统讲出新意，日后值得在全国推广。

教授：有人说我们这种方式不适合课堂教学。如果我们的讲课是针对广大人民大众，就应该用这种方式。

伟人：你们超前了三十年。

教授：三十年后革命形势发展，会广泛采取这种形式授课吧。

伟人：三十年后，你们北师大的教授，不会顾及孔子生不生气，庄子着不着急。

教授：我们必须批判的继承。

伟人：形势发展到什么情况，你们的讲课也会紧密地结合形势。如果三十年以后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好了，也许你们会用日本武士道的例子解释孔子的精神。

梵高的向日葵是热情的，也许向日葵更能代表梵高。可我不敢正视向日葵。金黄夺目的颜色让你心里那根发条越缠越紧，眼看就要绷断。邱少云的战友说：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燃烧，不忍心去看，又不能伸出手去救，只能转过头去流泪。这是我看向日葵的感觉。

桃花是属于东方人的，确切的说，梵高的桃花属于深受白居易影响的日本人。梵高从浮世绘中学到的，不仅是色彩的对比，还有淡淡的家庭气息。桃花中的诗意，不仅仅是李白“阳春召我以烟景”的似火激情，还带有白居易似的清丽。梵高的直觉是敏感的，献给亲人，同样是灿烂，同样是对生命薪尽火传的期盼，融进一分东方的温情，对心弦的拂动更有长久的余响。

勇气和自信是相连的，也许本来是一回事。

逃避现实的写作是不是缺乏勇气或者自信？

我想给自己找个理由：北岛说，年轻的时候写作总是写自己切近的生活体验，年纪渐长，写作经验就变得隐晦而曲折。

对英国人来说，贵族血统的主题是他们跳不出的五行山，无论是远离现实题材的J.K.罗琳，还是独树一帜的萨缪尔·巴特勒，甚至睿智的罗素。

罗素说，具有独立思想和意识的女性将越来越少。因为独立生活的女性往往推迟或者放弃生育，而传统的女性生育较多。这样传统女性的后代越来越多，社会也就趋向于保守。他开出的药方是政府鼓励独立女性生育等等。

    罗素长寿，不清楚他晚年对崛起的女权主义的意见。但很想知道他对自己30年代的前面那段意见有何修正。生物本能的遗传和社会心理的遗传遵循不同的规律。某种社会现象能否继续存在或者销声匿迹，取决的不仅是家庭环境的影响，还有社会物质环境的变化。

   托尔斯泰把莫泊桑的《摩纳哥的囚徒》改写成《太贵了》，他解决了结构的问题，小说不再像拼凑好的遗骨，而是有了新的生命。他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摩纳哥的囚徒依旧是囚徒？

   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哪里也没有办法去，他只能做囚徒。尽管是个幸福的囚徒。他无法逃脱他自己，无论政府怎么给他自由，他也无法利用。他只能问：“那么，我去哪里呀？”从一开始，他已经自己囚禁了自己。是的，最后，他出了国，最后还拿到了月薪，无需任何劳动。但他依然是囚徒，因为他毕竟希望那份月薪。

   这并不是托尔斯泰的主题，也不是莫泊桑的。他们两位可能都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如果梅里美处理这个题材也许就不同了。

卡夫卡没有重述这个故事是这位囚徒最大的幸运。

博尔赫斯说，《一千零一夜》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名之一。美就美在“一千”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同义词。而“一千零一夜”则是给无穷无尽再一次添加。

按着博尔赫斯的说法：999朵玫瑰比1001少多少呢？一个是“差一点不到无穷”，另一个是“给无穷无尽再一次添加”？隔了一层门槛，那么相差无穷大？好像不对。

999在人心理的感觉并不比1001少，但都比1000大。这是具体数字的魅力。在虚构的作品中，精确数字往往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细节让我们的故事如此真实，而精确的数字让细节不容置辩。

虽然我们知道：999和1001都是约数，但它们有精确数字的外表，因而比1000这个太像约数的约数更有说服力。

The Magician's Nephew开头好像《创世纪》，伊甸园原来是异度空间的总源头。

这样就知道作者为什么要求从这一本看。

写作不妨从《新约》开始，读却是必须从《旧约》。

博尔赫斯读《红楼梦》，看到了“梦”在其中起到的结构作用。我可以给他补充一下，就像苏州园林中的大镜子，一下把景深加大了一倍。

 

博尔赫斯提到《一千零一夜》的时候就说，那里面有无数面镜子。我也这样感觉，那里面镜子多的像武则天的卧室。

 

其实，就一个故事而言，两面镜子足够构成无穷景深。

 

博尔赫斯称呼《水浒传》为流浪汉体小说。我个人认为还是按着传统的移步换景结构解释比较好。

 

否则，他解释到《儒林外史》就会遇到困难。

 

好在有《围城》，这样流浪汉体小说和移步换景结构彻底分不开了。

 

一，      反面乌托邦

人类社会的诞生与人类的诞生是同步的。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孔子的“大同”社会，东西方都以拟构理想社会的形式表达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现实的不满。这种虚拟中的理想社会，我们称之为“乌托邦”（Utopia or Pantisocracy），而以乌托邦为主题的文学，我们称之为乌托邦文学，在西方和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社会越是动荡，人民对现实生活越是不满，乌托邦文学越是兴盛。

“反面乌托邦”（Counter-Pantisocracy），来源于“反面乌托邦三部曲”（Counter-Pantisocracy trilogy），这是反面乌托邦在二十世纪最典型的作品，但不是反面乌托邦的全部。反面乌托邦是对乌托邦的否定，实际上也是乌托邦的一种。不过乌托邦是人类对于理想世界的拟构，而反面乌托邦是对现实社会黑暗面夸大而形成的非人世界的拟构。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同样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乌托邦所用的多是憧憬的形式，而反面乌托邦采用的是讽刺。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多半容易带有说教气息，因此乌托邦的著作方式多为学者所采用，进入哲理的深思；而以讽刺为主的反面乌托邦，容易写出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情节，因此为文学家所乐用，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成熟和多样化，反面乌托邦文学也就日趋成熟多样。

反面乌托邦文学所要反映的是一个或多个社会，而且要影射现实社会。因此，只有长篇叙事文学成熟以后，才有可能有成熟的反面乌托邦文学。二十世纪以前，在中西方的古典小说中，都有反面乌托邦的传统。西方的典型是《格列佛游记》，这部书的特点是，乌托邦的理想与反面乌托邦的讽刺交错进行。小人国的故事是对现实社会的反讽和影射，是反面乌托邦，而大人国是作者所歌颂的理想社会，以贤明君主的统治为特征，更类似于乌托邦。飞岛国是看似理性的社会中体现非理性，是反面乌托邦，而慧骃国是在非人的智马社会中体现理性，是乌托邦的变形。《格列佛游记》的特点在于其精确，不仅人物的缩放比例（12倍与1/12）掌握的恰如其分；而且在小人国的历险中，几乎每一件小事都有其特定的原型。这种精确的影射手法，后来不仅在“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被反复应用，在《猫城记》中更是达到了极至。

中国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的典型是《西游记》。这部书一样是采用游记的形式，描写天上，地下，人间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畸形社会，大多是现实社会的变形。这种影射不是精确的，而是非常写意的，作者往往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概貌。在作者笔下，狮虎成为国君，妖魔执掌大权，玉帝昏聩无能，如来纵容行贿，上上下下，勾结一体，渴望自由的英雄，跳不出这个手掌心。这部小说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反面乌托邦作品。就反面乌托邦虚拟的国度来说，是层出不穷，而又环环相扣的。作者第一次构建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神话世界，而这个神话世界是对现实黑暗社会的影射，在前七回中已经勾勒了大体的框架，这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每个人间国度要么是小型的，写意的讽刺，要么是具体而微的反面乌托邦国度，都是对前七回框架的补充。大的虚拟社会套了小的虚拟社会。而且，没有一个社会是光明的，就对社会的描写中，不带有一点理想色彩，对未来没有憧憬。因此是纯粹意义上的反面乌托邦小说。以后的反面乌托邦作品，多半没有在加入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以示对比和希望。但往往一次只虚拟一个社会，以求与现实社会惟妙惟肖。只有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中的几个处在不同时空的反面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结构，才能与《西游记》相比。

反面乌托邦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拟构的社会在现实中不存在。这样讽刺就有了广泛性。在讽刺文学中，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以西班牙社会影射法国社会；金庸的《鹿鼎记》把历史和传说改造变形，虽然都是虚拟社会，对现实的批判，却属于历史小说的变形，不属于反面乌托邦文学。从《西游记》的演变的例子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自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把主角由唐玄奘变为猴行者以后，《西游记》就不再是一部历史小说了。而此后的戏曲、文学作品，都沿着世情小说的路线发展。到了吴承恩，给《西游记》的故事加入了深刻的社会意义，才最终成为了具有反面乌托邦性质的小说。这里，脱离历史小说是第一步，重赋社会意义是第二步。

二，二十世纪反面乌托邦文学兴盛的原因

二十世纪，反面乌托邦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由以下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社会制度变化最大的一个时代。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中最早的一部《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认为他的小说“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的过大权力的威胁”。这就点出了反面乌托邦的主题，是反对极权主义和工业化大生产所造成的人性异化。这是由反面乌托邦文学的特点决定的。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几乎成为其诠释。反面乌托邦文学发展的历程，就是整个二十世纪社会制度发展的折射。二十世纪最大的社会特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并立。对于这两种制度的批判和质疑构成了反面乌托邦文学的主题。当然，反面乌托邦文学的主题很多，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殖民主义、拜金主义、人性本身的劣根性等都有可能成为讽刺的对象。就最后一项而言，除了下文要着重分析的《猫城记》，还有英国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那是虚拟孩童—孤岛社会，来对人性的内在劣根进行揭露，从而揭示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如果把它与所戏仿的西方原著比较，就可以看出还是对种族主义的批判，而且它与原著又是一对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的关系。

其次，二十世纪随着社会发展，社会思潮的发展也影响着反面乌托邦文学。或者说，反面乌托邦文学就是这些思潮在文学的表现之一。

西方的反面乌托邦创作，高举的是“人性”的大旗，反对人的异化。这些异化包括在极权主义下人的异化和工业化大生产造成的人的异化。前一种异化又包括极权统治者的异化和被统治者的异化，特点是在同一阶级内缩小和取消个体差异，取消个性。反极权主义的作品在西方有《我们》、《美丽的新世界》、《动物庄园》等。在中国七十年代以后则层出不穷。后一种异化主要发生在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大生产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理性思维达到了极至，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世界应该全部由理性控制，即所有人抛弃个性，成为理性主宰的“超人”。另一些更激进的甚至认为，人类世界应该全部由智能机器代替管理，即所谓的以“硅的世界”代替“碳的世界”。这些论点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而来，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单一化世界，前一种论点也许还带有中世纪的残余。在人本主义学者们看来，当然是反人性的。使世界多样化和恢复人性是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共同特征，尽管对多样化和人性的理解各有千秋。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反对极权主义的问题上，东西方是一致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复杂，甚至有国外学者把古代中国的伦理道德作为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野性思维的代表。因此国内有些小说如《猫城记》、《白银时代》明显受西方影响，站在西方的观念上去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把虚拟国度的非理性放在“国外”的理性背景下去揭露。还有的如《笑傲江湖》，就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道家“归隐”的思想，做为逃出“乌托邦”的方式。当然比较极端的是沙叶新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两边各打五十大板。

第三，科幻小说和作品在二十世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为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从十九世纪开始，凡尔纳和威尔斯从不同方面确定了科幻小说的文学特征，从而使科幻小说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样式。凡尔纳注重的是对科技发展的精确预见性，而威尔斯则更为注重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后者为西方反面乌托邦文学提供了重要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反对机器化大生产的各种作品，几乎都是继承威尔斯的衣钵。除了下面要着重分析的《美丽的新世界》为代表的讽刺机器化大生产给人类带来异化的作品，还有对环境恶化、核子战争、种族屠杀等方面夸大而形成的未来世界的拟构。有些作品中，未来世界甚至是不断退化的社会，人们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这些作品都是科幻反面乌托邦文学的例子。

第四， 反面乌托邦文学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盛行，还是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决定的。文学需要审美距离，以揭露现实社会黑暗面为主题的作品，也常常要站在一个距离之外看问题。虚拟一个荒谬社会，让读者在这个社会中反观自身社会的可笑可憎，效果就如同一个哈哈镜。有些反面乌托邦文学作品，如《格列佛游记》、《猫城记》和《白银时代》，时时把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对比，或直接，或间接对现实社会进行讽刺；而另一部分，如《西游记》、《我们》、《笑傲江湖》等，现实社会并不出现，只让读者去品味虚拟社会的荒谬。无论哪一种，对虚拟社会的描写都是极为夸张的，揭露也十分大胆。另一方面，反面乌托邦文学是对旧有价值体系的解构，这符合二十世纪文艺创作的整体特色。二十世纪的文艺创作，是一个不断向旧有价值体系挑战的过程，一座又一座大厦在这种进攻下崩溃。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家甚至没有建立新体系的愿望。反面乌托邦文学应运而生，空前繁荣。

第五，反面乌托邦实际是政治寓言的一种。而寓言是形象化的说理文，自古以来就与象征密不可分。因此，反面乌托邦文学与象征的表现手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面乌托邦的社会本身，往往就是一个整体的象征，而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充满了各种隐喻。反面乌托邦文学的目的，是要表达深刻的社会改造思想，必须借助说理文学的最高形态——象征来表达。二十世纪恰恰是一个象征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二十世纪的各种现代思潮，都可以归入象征主义的范畴。 反面乌托邦文学以其独特的象征形式，自然成为了各种社会思潮的有效载体。

三，      典型作品分析

1，       西方反面乌托邦文学

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是西方影响最大的反面乌托邦著作，这三部曲开创了二十世纪的整个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基调。在这三部曲中，《1984》和《美丽的新世界》影响最大，评论最多， 分别成为了对极权主义和工业化大生产的批判的代表。

《美丽的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在二十世纪末，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就克隆问题众说纷纭的时候，大家似乎忘记了六十年前赫胥黎的这部名著。作者由于受到生物学的家庭熏陶，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精确的预言和超越自己时代的思考。我们惊奇地发现，赫胥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方面的深厚造诣，使他预言了包括克隆人和网络化所带来的世纪末恐慌的大部分内容。他所没有预料到的是：他预言在600年以后发生的事，很多在此书出版后60年就变成了现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六十年后的社会上层建筑，并未发生如作者所描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世纪末人文学者对新兴科技带来影响的评论和研究工作，却与赫胥黎当年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是因为，作者把福特的汽车生产线作为抨击的焦点，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大工业社会批量生产所带来的单一化弊病，由此，预言社会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遗憾。小说始终是围绕着生物学的发展展开的，正如扎米亚京的数理—天文乌托邦模式一样，对其他学科的预测并不求精确。所谓“触觉电影”，也是从生物刺激这个角度预言的。作者的目的在于批判，因此，着眼最多的是科技的负面影响，而对于环保等补救性的措施，着墨甚微。在艺术手段上，作者试图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学作为人性的象征，并与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对比，进而揭示后者在强大理性下的非人性。还必须指出：作者所预言的人类用科技手段造成的五个等级的差异，是对现实生活中种族主义和阶级论批判的折射， 这一点也成为了世纪末克隆人问题讨论的热点。

赫胥黎的贡献是以科幻小说来发展社会科学并做出预言的一个典范。以这个思路进行对未来世界拟构的做法在二十世纪没有停止过。赫胥黎之后，以机器统治人类的未来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在欧美，甚至在日本都层出不穷。直到最近的电影《黑客帝国》（Matrix）发展到了以电脑和现代化通讯方式来控制世界的未来社会。其中机械化生产人类胚胎的构思与《美丽的新世界》非常接近，而其中生活在幻想世界以及记忆和感受的电波接受技术类似于《美丽的新世界》中的“感觉电影”，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1984》与《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一样，都为奥威尔的代表作，反面乌托邦文学声望的最终建立，有赖于这两部作品。它们分别虚构了未来世界和动物世界来作为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作者预言之精确令人赞叹，尤其是《1984》，已经成为了新兴科学“未来学”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作者以怀疑一切的目光看待乌托邦的新生世界，虽然锐利，却陷入了无望的悲哀之中。《动物庄园》中动物世界经过循环发展之后与人类世界的最终归一，暗示着乌托邦制度的失败。而《1984》中一句“你所遇到的事情是永远的”，几乎把这种失败归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尽管作者把“俄国神话”与社会主义分开，这柄双刃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不可低估。尽管如此，作者对极权主义的预言，在所讽刺的极权主义体系（斯大林模式）崩溃以后仍然没有失去意义。作者对权力所导致的迷信，人的异化，对自由精神的控制，仍然在接连不断的上演着。而且，宗教，民族，革命，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极权主义的外衣，甚至科学，都会被利用，成为统一思想的工具。奥威尔的悲哀正为我们时时敲起警钟。

奥威尔的另一个特点是创造了“新话”（New Speak）。反面乌托邦文学往往为虚拟的国度设计一种语言。《我们》的语言是掺杂数理符号为特征，《美丽的新世界》是以改造过的成语和熟语为特征，分别暗示着对“绝对理性”的质疑和对人性传统的捍卫。当然，设计这种语言目的也是为了影射现实，所以这种语言往往是现实语言的夸张，而且只用于某些场合的对话等，一般不用于叙述语言。奥威尔的“新话”是这种语言的代表，是政治公文语言，口号语言的夸张，目的在于表现在极权主义下用语言的规范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现象。奥威尔以此来与复杂的文学语言对立，以语言的单调反映人们头脑的单调。这套“新话”从此成了政治话语的代称。继承奥威尔对极权主义进行批判的反面乌托邦作品， 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不断出现。

2，       中国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是中国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小说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中国小说几乎经历了西方上千年的演变过程。政治小说恰是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的起点，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在世际初，维新派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革命派陈天华的《狮子吼》成为了带有近代革命性质的中国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仅仅到了三十年代，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猫城记》就诞生了。

《猫城记》的出版与《美丽的新世界》同在1932年，比《1984》早16年，与《美丽的新世界》形成对比的是，那一部书是反对盲目现代化的，而老舍是反对落后的。所写的“猫国”全然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曲折反映。从笔法上来说，直接继承了《格列佛游记》的形式，以海外异国的荒谬来影射自己国家的腐败。虽然事情发生在“火星”，但那不过是另一种“海外”的形式罢了，没有科幻的成分在其中，不能认为这部小说是“科幻”。同《格列佛游记》一样，《猫城记》所描写的内容，在现实的中国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影射原型，因此，这部书所写，不同于西方的“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只有现实性，没有预言性。后面猫国亡国的论述，是对现实抗战的反讽，又借用了伍子胥的故事。对于在抗战中，中国人劣根性的深刻暴露，是同类题材中仅有的，这是本书区别于其他抗战文学的最大特点。和“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一致的是其悲哀的笔触，似乎失去了一切信心。这部书中最突出的，正是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作者试图用最悲愤的笔触，来描画国民灵魂中的种种黑暗，以此作为产生黑暗政治的原因。作者时时与外国进行对比，表达出对本国国民的极度失望。同时，也批判了当时盲目引进和歪曲国外各种学说和社会模式的现象。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人，在经历了政治所带来的种种苦难之后，开始进行了又一番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产生了一系列反思性的乌托邦文学。

《笑傲江湖》（七十年代）：金庸先生每论及这部作品，都提到是一部政治小说，内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政治人物。可惜评论很少从这方面去论述。这部作品确实摆脱了一般政治寓言符号化人物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可以归入反面乌托邦文学的范畴。这个虚拟的江湖社会，正是现实社会的折射，江湖社会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印证。而且不限于一时一地，作者运用循环的理论来描写魔教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是一次极权主义的胜利，每一位教主，都用“三尸脑神丹”来控制人的思想和肉体，达到全教一致，个人崇拜的目的。而且正邪两派都是同样的追求权力，同样的用卑鄙的手段来取得神功。这样，虽然人人性格不同，在追逐权力上达到了一致， 同样达到了人性的异化。这种表达政治思维广泛性，超党派性的方法在西方反面乌托邦文学中是普遍的，而在中国则是仅见的。这书还有的特点是：作者不断歌颂真正的友谊，来与政治的黑暗作对比， 又以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描写超脱功利之外的一系列人物来作为理想，这种中国式的带有希望的结局给这部小说带来了亮色，也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反面乌托邦文学的鲜明特点。

《笑傲江湖》毕竟是海外完成的作品，作者身处世外，故能冷静观察，从权力的内在特征高度预见了乌托邦的失败。在大陆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学反思中，作家们对乌托邦的荒谬有过切身的体会，也就带有一种近身肉搏的批判。更兼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是从描写英雄向描写侏儒过渡，文学以解构为特征。（参见刘再复《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大陆小说文本语体的变迁》199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这样，反面乌托邦文学也都带上了解构主义的特征。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八十年代）：沙叶新的这部话剧拟构了两个国度，分别以拜金主义和极权主义为讽刺对象。其中虽涉及到上帝、耶稣，并以此展开情节，却不含宗教成分。此剧的前半部分写主人公们在金人国的游历，讽刺拜金主义，虽然主题不免陈旧，但后面以机器的有情与人类的无情对照，来呼唤人性，是二十世纪文艺作品特别是科幻作品的重要的特征。这一段在西方反面乌托邦文学家的笔下，往往处理成：机器人经过不断发展，开始有了人的感情；二人因为不断异化，成为了没有感情的机器。沙叶新的处理是：机器的有情是拟人的，而人的无情是拜金主义的恶果，形式上与西方反面乌托邦文学类似， 思想内涵却是承袭鲁迅的《狗的驳诘》。后半部分写主人公们在紫人国的游历，是笔者所见文革以后发表最早的反极权主义乌托邦的作品。而且，作品运用先扬后抑的手法，表达思路相当清晰。其中紫人国的行动一致性和受监视性，与《1984》同出一辙，以三个闯入者作为自由人的代表反衬其荒谬，又与《猫城记》一致。但耶稣、孔子可能是作为东西方传统的代表出现的，表现的是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与其他反面乌托邦作品构成差异的还有：因为该剧产生极权主义已经没落的八十年代，其中的讽刺对象已非预测，也不能说实录，只能说追忆了。所以较多的使用了经过改造的政治术语，经过夸张的结合揭示其荒谬性。国人所经历的荒诞有甚于此，故引起了共鸣。其中通过阉割的方式达到性别一致的想象，是同类文学中仅见的，不同于其他反面乌托邦文学把性自由作为反抗极权工具的表现方式。但沙叶新的任务也仅限于描绘，几乎没有作解决问题的思考。故该剧虽然以喜剧的形式写出，笔调戏谑，留给观众的仍然是沉重的感觉。

王小波在二十世纪末的反面乌托邦创作（九十年代）：王小波以《白银时代》为代表的反面乌托邦创作，是对奥威尔的直接继承。这一点可由其创作过程的发展反映出来。他在文革中所写的《绿毛水怪》中所体现的，不仅不是反面乌托邦，而恰好是乌托邦的形式。在他幻想的海中乌托邦，可以脱离尘世，有绝对自由。而文革结束，尤其是在他1980年读过《1984》后，他的表现形式走向了反面乌托邦。当然，他追求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是一以贯之的。他以小说集《白银时代》为代表写出了包括《黑铁时代》和《2010》等作品。他的作品包括了科学幻想和政治幻想两个方面，并且由于作者的学识和经历等条件，两个方面都有不凡的功力。他的科学幻想体现了侏儒时代的解构性质，以反科学的发展，非理性的研究发明为特征，对于环保、电脑等方面都有论述，并且将其向反方向发展到极至。他的政治幻想同沙叶新一样有实录和追忆的成分，但多出一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而这份思考在小说中常常以反逻辑的形式推出。在描述方面自觉的把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掺杂，揭示了社会的非理性的同时也暗示了现实仍存在的封建残余。是故这些作品虽然也只是追忆和实录，不含预测的成分，仍然是反面乌托邦创作的重要作品，甚至可以说，代表了反面乌托邦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小波所开创的反面乌托邦小说，多在几个时空展开，文本的叙述者时空，故事的发生时空，有时还有对比的现实时空等等。而每一个时空又有若干种故事的发展模式，如《我的舅舅》中，同一件事的论述，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些一层层的时空大多是虚拟的，带有现实色彩的怪圈，主人公在既定的命运中无望的挣扎。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对小说艺术的新发展。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对于传统采取了过于绝对化的否定态度，这就限制了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无涉猎，但整个思维体系是西方的，批判的方式也过多的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腔调，这一点与老舍《猫城记》很少区别。

四，      总结

反面乌托邦文学实际上属于政治寓言的一类，这种文学以表达政治思想作为最终目的，以虚拟社会作为表现手法。二十世纪的反面乌托邦文学并不流于政治说教，而是发展了多种多样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西方，“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奠定了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地位和发展方向，以精确的预言和对社会的敏锐洞察力为特征。科幻小说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反面乌托邦文学提供有力的工具。在中国，反面乌托邦文学的真正兴盛是在文革之后，以追忆和反思为特征，力图概括一代人的思索。

余华这样说自己：

 

 

我少年时曾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是外星人与灵长类动物的杂交产物。故在古代，智者极智，以其似外星人；愚者极愚，以其似灵长类动物。现代血统混杂，则贤愚日近，人品等齐矣。

现在则更相信进化论：孟子的滔滔雄辩，孔子则不能；荀子的缜密系统思维，则为孟子所不及；韩非条分缕析，法度既定，更在乃师之上。几百年间，人类精英阶层进化如是。几千年后人类精英阶层的智慧，自非那个时代可企及。我们站在千年沉积之上，所站者高，所见者远，故能比当事人更能识其大体，洞察精微。这并非由于我等高于古人，实在由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进化未尝停步之故。

汉族的诞生，不是在三代蛮荒之时，不是在春秋战国的文化激烈论辩之日，也不是在汉代几百年长治久安之中。钱穆先生提出，夏人、殷人、周人，实为三个民族。然而汤武革命，我们今日不能以日耳曼人征服凯尔特人视之。春秋之中，秦与东方诸国、楚与北方诸国文化迥异，然而最终没有发展成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拉丁语民族三足鼎立。汉朝地域之广，国势之强，与罗马相埒。然欧美如吉本终身自诩为罗马人者有几？

故而在汉代，“汉”仅为国号，并非民族名。正如鱼在水中不知水，魏晋之前的民族融合都是自然的，了无痕迹。只有到了北魏，这种融合发出了异样的变调。汉族的诸多特色才最终彰显出来，一个民族的轮廓逐渐清晰。

枭獍是《洛阳伽蓝记》对尔朱兆的评价。

这个评价是很讲分寸的。史书上称曹操为奸雄，董卓为虎狼，刘备为枭雄。说明曹操是人中的奸诈英雄，董卓是禽兽一类，刘备一半是英雄，另一半禽兽不如。提到尔朱兆，完全禽兽不如。

这就可以给鲁迅先生的评价做一个补充，他说：“《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作者固然不把南人视为同类，他也无法把自己和北魏异文异种的统治者打成一片。其处境实在尴尬。他虽然口口声声一句一个“皇魏”，恐怕在心底里无法将自己切实融入“皇魏”中去。北魏毕竟不是满清，知识分子当日的心理尚无如许弹性。

在战争问题的处理上，《洛阳伽蓝记》与《世说新语》不同之处在于：《洛阳伽蓝记》从来不把战争当作艺术描写，不认为战争是贵族间赌注巨大的游戏。在这里，血腥的屠戮、无情的相残、玉石俱焚的血洗，正好与《世说新语》中优雅镇定的指挥态度形成对比。作者面对疮痍，心肝断绝，反映的是战争的惨烈。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汉族和兄弟民族的碰撞，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的碰撞，好像寒流和暖流交界的海面，在风雨如晦的黑色连绵战争中迸发出绚烂的海光。

东晋的开始是中国历史中唯一一次与欧洲的奇特类似。刘聪那个匈奴人，因为自己刘姓外孙的身份，宣布自己对汉室的继承权。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英法之间，也许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王位争夺事件。然而竟然在这个时候发生在中国，前无古人，后乏来者。我疑心外孙继承是草原民族的传统，难于在中国立足。无论这疑心是否正确，这事本身就向“九品中正”的品人制度、门阀贵族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如果刘聪的天子地位得以承认，且为了安抚汉族贵族，他能够进一步与汉族士族通婚，就像后来的北魏孝文帝做的那样，也许我们民族回忆起刘聪，就不会联想到“青衣行酒”的苦涩，反而会有一种类似英国人对“诺曼底征服”那强暴的甜美回忆。

然而终究，中国没有形成通过上层贵族联姻来缓解民族矛盾的体制，也就再没有形成超然于民族之上的贵族层。不要说刘聪做不到，北魏也做不到，唐代，按着陈寅恪的说法，唐代政治的基本矛盾也在于此，唐代努力了几百年，也没有做到。终究，中国的贵族消失了，代之以考试制度。这就扯远了。

茶好喝，还是牛奶好喝？羊肉好吃，还是鱼好吃？北魏的孝文帝这样问他从南方来的汉族臣子。这位中国最先涉及culture shock的改革家那改革利刃，竟然先切向每日所餐的鱼肉。

周先生的书，读来所得颇多。表达仰慕之前，先做点编校训诂工作。跟周振甫先生谈编校训诂，怕是每个有良知又敬业的编辑思慕若渴的事情。希望周先生在天堂里不要笑晚辈孤陋。

卷三《正觉寺》一节中，注释“沽酒老妪瓮注甑（作羽声），屠儿割肉与秤同（秤是白用了，羽和白合成習字）。吴人浮水自云工（比羽在水中），妓儿抛绳在虚空（比绳不见了。羽和白合成習字）”恐怕注释想复杂了。沽酒能发“羽”声？为何不发“宫”声、“角”声，瓮大则声低，瓮小则声高，瓮空则声低，瓮满则声高。各自不同。此处之意显然：老妪习酒性，屠儿习肉性，吴人习水性，妓儿习绳性。故射“习”字。再说前面“三三横，两两纵”未必凑不出“習”字。考虑到出题目的高祖君臣大多初学汉语，似不必拘泥于“六书”。

 

卷四155页临淮王彧当为元彧而非荀彧。注释中：“尔朱荣入洛，杀害元氏，彧奔萧衍”可证。彧必为元氏，方惧尔朱荣加害。且此注来自《魏书》本传，同姓封王，魏之同姓为元姓。且此《魏书》为《北史·魏书》，非《三国志·魏书》之太尉荀彧。

 

叔梁纥是希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这是一个光荣的行业，受人尊敬。他生活在希腊平原地带的一个农业城邦，叫做康弗西斯（Confucius）。这处城邦远离海洋，饮水缺碘，人民普遍瘦小。在以往的奥运会上往往是颗粒无收的。但是三十年前上台的僭主发现奥运会是最能调动全民积极性的一项公益事业，煽动公民兴奋的热度仅次于打鸡血。于是他提出了“奥运会上争桂冠”“脱掉希腊病夫帽子”等口号，矬子里拔将军从城邦里找出若干能出成绩的苗子，用培养北京鸭的方法培养，经过两代筛选，终于训练出能争奥运桂冠的一代新人。叔梁纥就是其中的举重种子选手。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和叔梁纥都有托起城门的神力。

叔梁纥退役之后照例无事可做，好在海边有只远航队缺少船夫，那时希腊帆船也是配备桨手的，像叔梁纥这样的神力桨手更是千里挑一。所以他就成了一艘船的主力桨手。一次出海时迷失了方向，他凭借神力拼命划桨，终于停泊在语言不通的山东半岛。

有子之言似夫子

孔子像大多数外教一样，喜欢学生叫他的名字。对他的学生，他初次见面总是说：“Call me Johnny！”而中国的学生总是按着中国人的习惯问道：“Johnny是哪两个字？”时间长了，汉字就固定下来，成为“仲尼”。

    其实，古人中的学者大多有外国名字，比如韩愈，就叫Charlie，中国人照例给他加上了“昌黎”两个汉字。这些外国名字不都是余光中教授起的。在我们这本书里，犹太人Jacob就没有固定的汉字名字，以至于后世的学者们为了他叫“阳虎”还是“阳货”争执不已。顺便插一句，中国人看外国人几乎是一个样子，尤其是西方人，而犹太人和希腊人又都是地中海类型，因此经常混淆。这也就解决了一个困扰学术界几千年的大难题：“子类阳货。”

《孔子俱乐部》中最为人诟病的，恐怕不是我把孔子说成是敬业的司机，而是我一直认为他是希腊人。原因是这样的：

众所周知，先知在本土都是不受欢迎的。没有一个先知在本土得到尊重。而孔子竟然得到了中国人民两千五百年的尊重，他当然不是中国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怀琛先生就已经考证出墨子是印度人。孔子早于墨子，当然可能是飘洋过海的学者。

按照考古学新近的研究成果，山东人几千年前的基因构成与欧洲人相似。人类学家推测说，几千年前，确有一支欧洲人曾移民山东半岛。这位人类学家就是我的业师，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主任陈勤建老师。而根据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的研究成果，孔子身材极为高大，脸上长满连鬓络腮胡子。很难想像这个人是东方血统。

陈蔡

颜回一心一意地捉着虱子。虱子在他长长的白发间穿梭,像野兽在丛林里捉着迷藏。一边相互追逐着，一边吮吸着鲜血。白发飘落，落下飞絮般的虮子和头皮屑，夹杂着断裂的几茎白发，纷纷扬扬。虱子在他长而锋利的指甲间无望地挣扎，终于送入口中，破碎，迸发出的鲜血不足以染红一颗牙齿。但那是颜回自己的血，他因为这样的吮吸，面庞更为苍白了。况且，这已经是他们绝粮半个月的日子。清水尚不可得，何况于鲜血？

琴声悠扬，节奏缓慢，显出弹琴人的无力，但依旧悠扬。只有古琴能达到这种效果。子路充满血丝的眼睛凝视着孔子车前那匹干瘦的马。拳头里攥的石头紧得几乎出了血。他慢慢走近马，然而没有注意到不远处琴声停止了。当石头砸下去的时候，孔子的手臂拦住了他。

孔子：“没有马，车也就没用了。”

子路：“除了射箭和开车，你还会干什么？”

孔子：“我只会开车，我是一个司机。”

子路：“我要吃东西。”

两个巨人互相凝视着，像是赫拉克勒斯遇到了安泰。

颜回枯瘦的手在黄褐色的泥土里摸索，指甲在刨土中断裂。然而他的手指终于掐住了一只挣扎着的蚯蚓。牙齿咬断了一半，另一半从口边滑落，在地上痛苦地抽动。

“颜回是我最好的学生。”孔子又说了一次他重复过一千遍的话，随即拾起掉落的半截蚯蚓，纳入口中。